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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變革者大多沒有善終?

        發布日期:2018-09-10    閱讀: 1066次   

        最近網絡專車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出臺。這個征求意見稿出臺已醞釀逾一年有余,而幾家大的互聯網打車軟件,在這個交通部正在猶豫如何應對的時光,爭取時間,開疆擴土。

        在這一年里,數百億的風投砸向這個新興行業。而除了風投的錢,柳青女士也付出了健康的代價。

        而這些代價都沒白費,如今,打車軟件已擁有數億用戶。用戶習慣養成既已成事實,監管部門就算想扼殺這項由新技術引發的變革,就是在和幾億用戶抗衡,較一年前難度大大加大。

        因此,當《網絡預約出租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以下簡稱辦法),征求意見稿內容將共享經濟當成網絡出租車來監管時,反對聲不絕于耳。值得理解,對于打車難的問題大城市的市民有切膚之痛,打車軟件這樣又解決交通,又提供就業的好事情,為何法規還是低于預期呢?

        今天我不想分析這個暫行辦法的弊病以及互聯網專車對大家帶來的好處。

        歷史上,幾乎只有帕累托改進是不受阻撓的。明明有利于社會發展的事情,就是改變不了。

        因為,若要改革,就會出現一群改革的反對者。這些人也并不是壞人。只是所在的立場,和面臨的環境,讓制度上的改革會損害他們的利益。

        沒有絕對的壞人,只有絕對的立場。當技術和科技的發展讓更多人得以突破這些制度的時候。他們便會站出來,成為變革的反對者。

        任何變革,都必須有推動者。大部分變革,都會遇到反對者

        一項變革的出現,一般有兩個因素,一個是技術的發展使得現有的制度不得不發生改變。

        譬如交流電。就算愛迪生利用人們對于新事物的恐懼阻止交流電得到大規模應用,但最后交流電依然得到普及,一旦普及,之前生產直流電發電設備的廠家就不得不倒閉,愛迪生的直流電專利用處也不大了。

        另一個是雖然沒有技術方面的發展,但現有的制度已使得就有的平衡無法維系,或者外來的威脅迫使制度革新,譬如我國歷史上的商鞅變法及張居正改革。

        但任何改革,都必須有推動者。

        按照諾思的制度變遷理論。推動者可分為第一行動集團和第二行動集團。第一行動集團是變革紅利的發現者。是變革紅利的發起者。第二行動集團是明確判斷自己能從變革中受益,并愿意以行動支持變革的人,是變革的追隨者和參與者。因此,在這次互聯網專車革命中,滴滴、Uber等打車軟件是第一行動集團。而專車司機、客戶是第二行動集團。

        第一行動集團的滴滴打車等打車軟件,也源于技術的進步。制度經濟學的奠基人凡勃侖先生不僅批判了像我這樣的小布爾喬亞,還分析了小布爾喬亞們的形成基礎。他認為任何經濟系統或者經濟秩序都由兩類行為構成,一個是技術,即工具。另一個是儀式,即制度。

        工具和技術是活的,煤油燈會變成點燈,巡游打車會變成網上約車。而儀式和制度是死的,更多是過去經驗和習慣的一個總結??偸锹浜笥诩夹g和工具的發展。而二者之間必然構成一種相抗衡的矛盾。

        于是許多法規、制度制定之時都是符合當時技術和市場習慣,但不久之后就會出現矛盾。比如之前修改的銀行貸存比,出租車營運管理辦法,以及目前一行三會監管隔離。

        正如周其仁老師所言,在出臺出租車的時候,還沒有網絡約車這個東西,為了保證市場公平以及乘客安全,自然會對出租車牌照進行嚴格管理,形成壟斷。

        但是如今網絡技術使得這個問題迎刃而解,司機和乘客彼此信息透明化,犯罪違約的概率大大降低。因此,是否還要就將共享經濟特診的互聯網專車進行壟斷式監管,就值商榷了。

        因此,當滯后的制度與技術、現實情況出現矛盾的時候,就會有一批改革者站出來。改革也分兩類。一種是至上而下,一種是至下而上。在中國自古絕大多數的改革,都是在市場中有呼聲的時候,再受到上層的認可,最后推動的。

        而官員,也會出現改革派,和保守派。改革派的官員大多是一群以天下為己任的人。范仲淹前輩曾說過,先天下之憂而憂。這種家國天下的儒家士大夫情懷,在中國歷史上,始終存在。也正是這些士大夫的存在,讓許多改革得以進行。

        至下而上的改革,一種是因為下面實在活不下去了,比如說安徽小崗村,另一種,確實是因為技術,互聯網專車,便是這種類型。

        然而,大部分變革,都會遇上反對者。變革的反對者,大致有三類。

        一是現實利益受威脅的既得利益群體。

        只有帕累托改進,不存在既得利益群體。中國的農村體制改革,就是典型的帕累托改進的案例。但這種案例,在歷史上極為罕見。而之后的兩類情況表明,即使是帕累托改進,也可能會遇到反對。

        中國歷史上,變革觸動既得利益者的典型案例,是商鞅變法和清末憲政改革。

        商鞅提出的廢井田、重農桑、獎軍功、統一度量衡和郡縣制等變革,使秦國實現了富國強兵的夢想,最終滅掉六國統一天下。但商鞅主張廢除世卿世祿制,損害了舊有貴族的既得利益。秦孝公死后,商鞅遭到群起攻擊,被車裂而死。

        類似的還有吳起。吳起投奔楚國后,獲得楚悼王信任,主政楚國,大興變革。包括均爵平祿,裁汰庸吏,拓荒殖民,訓練甲兵等。之后楚國一改之前的頹勢,南平百越;吞并陳蔡,北敗三晉,西征強秦。但其封君三世收其爵祿的作法觸怒楚國貴族。楚悼王死后,吳起被亂箭射死在楚悼王的靈柩旁。

        戊戌變法之后,慈禧太后感覺到內外交困,于是也試圖進行憲政變革。但這是世界歷史上難度最大的改革之一,因為變革的決策者和主要掌控者,全部都是既得利益群體。

        這也是當既得利益群體們感覺到千古未有之變局,亡國滅種威脅之后才愿意推動的改革。在同治中興之前,清朝高級官員基本沒有漢人,而在此之后,慈禧不僅啟用了漢人張之洞、李鴻章、曾國藩、甚至一些外國人也位居要為,比如慈禧掌權之時,中國海關稅務總督,是個英國人,叫赫德。

        但在這種千古威脅之下,最后,滿清依然不愿意放棄皇權,實行憲政。因此,讓既得利益群體去革自己的命,仿佛一個病人要截肢,自己給自己動手術,如何下手。

        因此,在互聯網專車變革中,最大的反對者,就是出租車公司以及那些出租車司機。打車軟件剛興起時,出租車司機是支持者,反對者是出租車公司。出租車公司是有自己的調度軟件的,打車軟件興起后,調度軟件形同虛設,自然里外不適,就像微信興起后電信運營商短信業務基本死亡一樣。

        出租車公司持有壟斷牌照,坐地收錢,無本萬利。想必這樣的牌照,各個城市持有者一定不是沒有來歷。這些人的名字,大概都能上地方官員的賈史王薛護官符。因此在去年,更多是地方交管局,出臺一些文件,抑制打車軟件,那時采取的方式,更多是對出租車司機罰款。這些文件,背后大概率有來自地方出租車牌照持有人的壓力。

        后來,打車軟件開始進一步變革,繞開出租車司機,做專車。這樣以來,就影響出租車司機的生意了。于此,針對壟斷牌照的戰爭變成針對群眾。出租車司機在社會中,不能影響行政機構,只能一哭二鬧三上吊,這是弱勢群體慣用,也只能用的抗爭方法。

        于是,我們就看到今年以來,各地爆發的出租車司機打砸專車司機,以及出租車司機罷工游行事件。女人何必為難女人,弱勢群體何必為難弱勢群體,沒辦法啊,飯碗被搶了,活不好干了。

        而到后來,美國打車軟件Uber強勢進入中國,采用了一個更為激進的手法:人人都可以當專車司機。滴滴等打車軟件將優步的商業模式復制。于是乎,出租車司機活更沒法做了。戰爭,就變成群眾對群眾。

        二是意識形態上的保守主義者

        中國農村改革在意識形態上也遇到到巨大的阻力。類似的案例,是清代的洋務運動。洋務運動觸及的既得利益群體,是手工業者,但洋務運動的主要反對者,是與之利益根本不相關的保守士大夫和排外主義者。

        比如倭仁的名句:竊聞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以誦習詩書者而奉夷為師,又安望其存心正大、盡心報國乎?洋務派不得不打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旗幟來回避對抗,但這也正是其最終失敗的重要原因。

        而其中,最為有趣的是中國清末鐵路的修建。鐵路是現代社會的標志之一,也是美國大國崛起的先決條件。在中國修建鐵路的問題上,最大的阻力,不是那些可能失業的挑夫,而是那些隱藏在山川中的祖墳。

        三是感覺未公平受益的反對者

        人類的幸福感不僅取決于其獲得的效用,還取決于兩點:(1)效用與期望值的對比;(2)自身與其他人的對比。

        即使一個人在變革中并未受損,甚至略有受益,但只要他覺得自己的受益明顯少于其他人,他也可能加入到反對變革的行列中。

        中國歷史上一個典型的案例,是張居正變法。

        明萬歷年間,內閣首輔張居正獨攬大權,推行新法,主要內容為考成法一條鞭法。張居正的改革,當然也存在既得利益者。但張居正與中國歷史上其他改革家截然不同,不僅沒有偏激、一意孤行的毛病,反而深諳權謀,是官場博弈的高手。

        其論政妙辯無礙,施政步步為營,堵死了一切反對者的口舌和小動作,因此當其在世時,基本沒有遇到大的對抗。法之必行、言之必效,使國庫積銀達六七百萬兩之多,儲備的糧食多達1300多萬石,足夠支用十年。而之前的嘉靖年間,國庫存糧尚不足一年之用。

        但他忽略了最重要的一個角色,就是明神宗萬歷皇帝本人。盡管萬歷毫無疑問是變革的受益者,但這個過程讓皇帝毫無存在感和成就感,萬歷內心不斷積累著對張居正的不滿。張居正死后,長子被逼自殺,全家包括妻兒老小幾乎全被迫害致死,家產被抄沒,本人也差點被開棺戮尸。

        而在互聯網專車革命中,有一個理由,叫對有些不會使用軟件的老人打車不公平。便是這個類型。

        而對于規則最終制定者而言,在這場人民戰爭中,起一個裁判的角色。他自然也有自己的立場。作為一名裁判,抑或法官。自然要平衡兩方的利益。任何改革,都是妥協的結果。于是,在出臺的辦法征求意見稿中,給予了互聯網專車的合法地位。

        但是,把新型的共享經濟,理解成舊有的出租車管理辦法,并要求軟件服務器架設在中國。這就直接將Uber排除在外,并且,也不符合TPP規則(僅以這點來看,我國要入TPP基本是不可能的)。

        若是如此,重新配置資源,共享經濟的代表Uber模式將被扼殺。而如果如此,可能真的會如某位學者所言:打車軟件,將成為新的特權階級。

        除了利益以外

        今天對于變革者的分析,寫下來,其實本人是很窒息的。這仿佛看黑暗森林法則。在按照人人為了自己的利益做出行動這條法則,推演出改革過程中會遇上的種種問題。

        為給自己喘口氣,說個童話吧。

        俄羅斯童話里有一條吃人的龍。每年不斷有年輕人要去殺這條龍。但奇怪的是,過了許多年,龍依然活著。有一天,童話的男主角也潛入那個山谷。他英勇無比,驍勇善戰,殺死了龍。但是因為口渴,他開始喝龍的血。喝著喝著就睡著了。當他醒來,他發現自己,變成了一條嗜血的龍。

        而很多時候,變革的反對者,就像那個變成龍的年輕人一樣。殺死了過去的既得利益者,但是由于自己霸住了那個山頭,便成為了新的龍。自己忘記了當初為什么要來這個山谷,嘗到了血的滋味,忘記了原則。

        但所幸的是,這個世界并非就真的那么理性。還是有一種力量,不為名,不為利,只為讓這個世界更美好一些去做一些事情。這種力量,凝結成了部分改革派。

        而對于變革的反對者來說。其實,與其守著現有的利益,不如去新的領域挖掘出新的機會。出租車司機既然認為自己的飯碗收到影響,為何不去擁抱份子錢少,不用巡航的專車呢。

        而對于變革的反對者來說,權利是虛妄的,總有一天會結束,而回首往事,在這種大是大非面前,是做歷史車輪的推動者,還是上面的斑斑銹跡,只是一個選擇。

        所以,盡管歷史上,改革者大多沒有善終,但歷史終究記住的,是商鞅、張居正,李鴻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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